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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反腐的根本目的和路径,中国社会科学网

战略是全局性策略。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国理政又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内容繁多,千头万绪,要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新政,必须找到牵一发动全身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突破口,所谓由点及面,抓一总万。反腐倡廉就具有这样的功效。通过反腐倡廉,实现得民心、凝共识、聚力量、见成效。

实践基础上的思维自觉是创新实践的先导,全面治理腐败和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新的战略思维来引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行动极大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及其严格落实从具体政治生活层面扭转了社会风气,优化了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实施,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扼腕决心和务实行动。如何在既有反腐成效的基础上对反腐败工作进一步全面布局、从严落实,需要充分认识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从学理上澄清质疑反腐败“彻底性”的错误思潮,从整体上建构和优化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及其实践机制。

反腐倡廉也是最直接而又深刻体现习近平“问题工作是工作的牵引,问题是时代的召唤”这一方法论思想的实际举措。面对全党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是文过饰非、讳病忌医,还是“猛药去疴”、“壮士断腕”,反映和折射的一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关系的则是党心民心走向。只有通过反腐倡廉,才能纯洁党队伍,彰显党不忘初心,保持本色,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进而提振民心士气,优化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提升执政能力,以更加有力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澄清关于中国治理腐败的若干迷思

正是基于这样的规律或战略考量,反腐便不止于表现出来的打几只老虎,拍几只苍蝇这么简单,而是有着更为高远更深邃的用意。那么,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的着眼点、实现路径和落脚点如何表现的呢,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能否对腐败这一“顽疾”予以有效治理?一些人对此怀揣忧思和疑虑。思维认知上的“不可能”势必导致行动上的“不自信”“不自觉”,势必制约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整体落实。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治理腐败的进程中,从学理上澄清以下五种消极认识或错误思潮,显得尤为迫切。

一、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着眼点在坚守党的政治品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1.基于政绩遮羞的“反腐自黑论”

反腐不是目的,而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根本目的在于保持党的性质宗旨不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实践中,大批腐败分子被检举查处,一些贪奢淫逸的不良现象被公之于众,人们对此难免有所议论。有人将这种行动视为“家丑外扬”“反腐自黑”。这种论调经不起推敲。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失衡的具体表现;直面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相反,如果讳疾忌医、养痈成患,势必酿成更大危害。对于一个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像在真空中一样保证党的肌体的每个部位都不被腐蚀。存在腐败现象是事实,治理腐败是必然。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反腐是自黑”,其要么是制造消极舆论来混淆视听,企图阻挠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推进;要么是担心反腐会影响其政绩而竭力遮羞。只要中国政府下定反腐决心,切实取得反腐成效,那么,少数人的贪腐事实被揭露绝不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反而会使群众看到党敢于自揭瘡疤、清除不正之风的胆识和魄力,进而更坚定地支持和拥护党。质言之,全面从严反腐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能力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治理腐败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干部政绩考核机制逐步科学化、制度化,“反腐自黑论”自然会不攻自破,人们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支持反腐倡廉工作。

所以将保持政治品质作为党建的关键一环,作为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和途径,是因为衡量一个政治集团先进与落后,战斗力或道义力量的强大与否,重要指标和尺度在于此。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亦将在执政条件下继续得到证明。

2.基于政治偏见的“权力斗争论”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们分析国共胜败的成因,常常关注某一次战役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其实,战役胜败固然重要,毕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问题在于,“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追溯开去理论的原点就是政治品质,而政治品质是有高下之分的。所以,两党从斗争之初,已经底定结局。

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大批“老虎”“苍蝇”被查处,腐败治理成效为世界所瞩目。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海外媒体带着明显的政治偏见质疑中国反腐,认为中国反腐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在回应这种论调之前,应该先澄清概念本身,弄清楚所谓“政治权力斗争”是指什么:是指官场权力博弈中的政治斗争?还是指以人民赋予的权力来反对腐败现象对人民利益和公共契约的侵蚀?如果是指前者,则可以直接回应:这种质疑先入为主地遮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是不懂中国的旁观者在“管中窥豹”,质疑者需要以中国的逻辑和方式读懂中国。如果是指后者,则可以用“中国话语”来阐明“中国逻辑”:当代中国的反腐败是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战略部署,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义斗争,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中国的反腐败顺应人民要求,不是《纸牌屋》中的权力斗争。质言之,从严反腐正是社会主义政权的人民性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尤其是中央巡视监督全覆盖和反腐“去特殊化”的制度化实施,“权力斗争论”自然会得到矫正,海外舆论界也会从中国视角看待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

1950年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分析中共获胜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中共干部没有私财”。美国新闻记者团访问延安,看到中共高层简朴而有活力,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更直接明了的是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所言:我早就告诉蒋介石,咱打不过共产党,他们人少,但每一个人都知道为谁而战,国民党官兵唱三民主义很熟练,但不知道唱的什么,没有用心。所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突出强调“不忘初心”,就是因为“初心”中有党魂、军魂和民心。

3.基于私利维护的“反腐过头论”

威尼斯国际官方网站 ,掌握执政权力后,保持和提升执政能力的关键仍然在政治品质的坚守与否,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决定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因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否得民心,得民心则可“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个是否聚天下英才于执政集团内,聚则保证执政集团由优秀分子组成。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切实反对“四风”,严格落实“八项规定”,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层面规范和矫正具体权力行为。在这样的情势下,那些习惯于不作为、乱作为的少数人感到“为官不易”,甚至认为“官不聊生”。历史地看,这种歪理是建立在“当官做老爷”的传统“官本位”思维之上的,既没有从党性要求上明确党政干部的职权本分和职责要求,也没有从中国语境上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政道逻辑。这种歪理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反腐败触及了少数人的特殊“隐性福利”,是因为严明党纪国法制约了少数人“有权就任性”的“官僚习性”。现实地看,党的干部以及广义上的公职人员都是人民赋予职权的具体行使者,是人民利益的实现者和维护者。回答做官辛苦与否的问题,首先要考察老百姓生活得如何,弄清楚究竟是由于为官不作为、为官乱作为而导致“民不聊生”,还是一些人因钻营做大官、为官发大财的迷梦不能实现而哀叹“官不聊生”。发展地看,在从严反腐的关键时期必然会有壮士断腕的伤筋动骨之痛,要把这种痛楚放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放在全面治理腐败的新常态中来审视。质言之,从严反腐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反腐不设限、打虎不手软”的实际行动的开展,“反腐过头论”自然会得到澄清,人们会从发展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

两个方面集于一点,就是避免因腐败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大特点是内部会因利益分配多寡而相互倾轧,一旦受到外部挑战,则迅速形成利益同盟,一致对外。这必然形成阶层板结,限制人才流动和晋升空间,更可怕的是逆淘汰,将优秀分子排除于执政集团外。如果这个结果涉及的是普通人,或许很多人无奈之下接受摆布,如果涉及的是优秀分子,断不会如此简单,他们很可能结成反体制同盟。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太多案例。

4.基于物本主义的“拖累经济论”

腐败为什么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因为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抑或公权出租和交换,只要是出租和交换,就会形成利益连带关系,久而久之便发展为分肥者或共掌公共资源者,这些人因共同利益而导致行动上的共进退,所以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一般而言,政治与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核心活动。经济活动旨在整合生产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等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重在做大“蛋糕”。政治活动在建构和优化公共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重在分好“蛋糕”。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并反作用于经济活动。一些秉持“物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论者借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腐败“润滑剂”理论①,片面地认为中国反腐败工作力度过大,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一论调从短期经济增长情况来看或许有一定道理,因为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确实影响到部分特殊化的实体经济,如公款消费会大幅下降,奢侈品销售走向低迷,非正当投资项目骤减,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应的就业岗位减少等。从当代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及其可持续发展来看,如果把经济发展的动力寄托于权力寻租等非正常渠道,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发展取向。质言之,从严反腐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向纵深推进,党纪反腐、制度反腐将从顶层设计层面优化经济结构、规范市场运行,营造更加公平、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

所以,坚持党的政治品质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根本上与既得利益集团是对立的,因而必须反腐倡廉,必须把反腐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自然而然的。

5.基于庸俗经验的“反腐无用论”

二、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的实现路径在树信仰、厘价值、划红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腐败的成效也要靠实践来检验。如果对真理的认知以及对实践检验维度的把握存在严重缺陷,就会导致庸俗经验的检验观。有的论调就是基于一时一地的经验观察,简单地得出“反腐无用论”。其逻辑是经不住推敲的。第一,反腐败能否用“有用”来衡量?如前文所述,清正廉洁是共产党的本色和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质,至于在实践中究竟能查处多少腐败分子,取决于腐败事实的复杂性、反腐败的力度等因素。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反腐败一直在路上”,这就昭示着反腐败不是一时一地的“战役”,而是一场历时性、全局性的“战争”。第二,反腐败究竟对谁“有用”?反腐败必然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从根本价值取向上看,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益,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福祉有益。第三,能否以“越反越腐”来界定“无用”?反腐败进程中充满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全面治理腐败中有可能出现局部反弹,但不能把极少数腐败分子放大为“无官不贪”,不能把局部反弹现象判定为“越反越腐”。这样的论调是以传统“家天下”政治逻辑下的“反腐怪圈”思维来审视当今中国反腐败,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不自信。质言之,从严反腐恰恰是社会主义政道逻辑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后发“红利”将逐步“释放”出来,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

习近平主导的反腐倡廉所以很快提振信心,并取得“压倒性胜利”,很重要的是将其作为系统工程来抓,即由严惩产生的震慑力,达成“不敢腐”的最初步目标,在遏制住腐败势头的同时,高度重视制度设计,快速出台一系列堵塞漏洞的规章制度,做到想腐者“不能腐”,在两大努力基础上,开启的则是长期而又坚难的思想武装,通过重建精神大厦,厘定价值坐标和评价体系,为掌握公权力者找到精神出路和价值替代,以此产生拒腐防变的内生动力。

以上消极认知或错误思潮以若隐若现的方式存在着,作为一种无形的观念力量消解着社会正气和舆论导向。对于这些观念形態的迷思,需要在务实行动中以及对实践的辩证理解中予以澄清。

表现于树信仰以获精神支撑方面。这一点充分反映在习近平推动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他在河北省委民主生活会上提出:“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反映六中全会公报中:“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反映在新的制度规范中,六中全会出台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较1980年稿,最鲜明的调整变化,便是一部分由“方针政策”调整为“理想信念”,等等。

二、把握中国全面治理腐败的政道逻辑

突出强调信仰信念的重要性,是遵循了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任何人身上皆有三大品性:人性、神性、兽性。缺少神性(高尚性)的牵引,难免不滑向兽性(追求感官刺激)。这也是十八大以来落马官员中,很多人原本想做事也有能力做事者,因为失去了信仰信念的支撑,最终滑向贪欲的深渊。

古今中外反腐败的方式和对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在政治逻辑上存在本质差异。历史上对腐败现象“常反”而没有“治本”,有人就经验性地得出有效治理腐败是“哥德巴赫猜想”,产生“腐败反不了”的错误认识。在攻坚克难之际,从社会主义制度逻辑出发阐明古今中外反腐败的政道逻辑差异,显得尤为重要。

表现于厘定价值内含以引导价值追求方面。这是在对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着力开展的一项基础建设工作。人生活在社会中,所有的努力或行为,归根结蒂是在寻求更大的价值实现,或者寻找更有意义的人生。形而上学,就是避免出现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绝对价值的丧失”,这一“人与生俱来的最大恐惧”。过程中找到了正确而又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创造辉煌,反之,会走向歧路,甚至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反腐过程中所有被惩治的“老虎”、“苍蝇”皆如此。

1.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清正廉洁是党的本色

正是上述原因,习近平将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放到治党治国的重要位置,同时作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抓手和举措。比如,强调领导干部要搞清楚,“当官为什么,当官做什么”;“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想当官”;“与商人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这些都属于价值坐标的范畴。更早前习近平讲过,“学习雷锋的幸福感”,已经内含了终极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为人生价值和怎样实现人生价值”,“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等等。当领导干部真正弄清了这些根本问题,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就不会偏离正确方向,抗拒诱惑的能力就会得到加强。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进行自我解放的政治组织。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因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②清正廉洁、为民服务,是源自共产党人“初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和鲜明政治品格。

当然,那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中,政治要求和政治伦理规则中,包含着更政治观、价值观是毫无疑义的。比如,“以上率下”和“看齐意识”,二者包含着一个共同点,就是职务越高,权力越大,应当越清廉,越高尚,以保证发挥表率作用,同时彰显出先进的政治集团具有强大的正向塑造作用。与此相一致的是六中全会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第一次将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纳入监督范围,随后要求中央制订关于中央领导人的礼遇和待遇规定,并且坚持就低不就高,这同样反映出本届党中央、习近平引领的价值走向。

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人类建构优良政治生活的目标追求。很多国家都在讲民主,但各有各的调。“民主是从它的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成的。”③概括来看,西方国家所讲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本质上是一种资本权力,是“有钱人”的民主。传统中国治国理政中的民本思想也闪烁着政治文明的光辉,但终究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本质上看,这两种社会制度形态下的政治运动都具有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狭隘性。

表现于划红线以规范行为方面。这主要是围绕公权力设边界,包括党内突出政治规矩,国家推行全面依法治国,这都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体现。公权不能私用,私用必付代价。对权力要有边界意识,要有敬畏感。这些原本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体现,更是先进政党所大力强调和张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习近平,其“打老虎拍苍蝇”的措施,根本在于将紊乱了的规则制度清晰起来,刚性起来,真正做到正纲纪,明法典,有敬畏,知进退。

纵观古往今来的为政者,标榜“民为邦本”政治主张的甚多,秉持“人民主权”政治信条的也不少,但在实际行动中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群众依靠勤劳智慧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实为鲜见。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④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⑤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紧紧依靠人民、切实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执政兴国使命的最大优势。

三、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的落脚点在优化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

2.公共权力只能为民谋福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质

依照逻辑推论,着眼点就是落脚点。但我们已经认识到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组成部分,尤其与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相关,所以,当以更为宽阔的思想空间分析问题,唯此才能认清内含的重大意义。

公共权力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秩序,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力量。公共权力应当由谁授予、如何运用的问题困扰着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家,人们对此见仁见智。自然权利说、君权神授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等表达了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对建构理想政治的不同观念。历史地看,肇始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面临实践条件局限,“代议制民主”潜在的“委托—代理”关系又不可避免地衍生出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角色异化的问题。人类政治生活究竟应该如何组织?优良的公共秩序究竟应当如何建构?社会福祉究竟能否为人民共享?破解这些问题,需要从人们对公共权力运行逻辑的认识上进行思维革新。

人类文明史已经证明,大国崛起于文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在世界上发挥引领作用,必须占领文明的制高点,否则就不敢言崛起。这就要求中华民族必须实现自我超越,包括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民族人文品质。

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级别的社会文明形态,以更为彻底的制度先进性将广大劳动者的发展权益落到实处,使公共权力成为促进物质财富创造、优化公共秩序的至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语境中的公共权力将“政道”(权力为谁所用、为谁建构优良公共生活)意义上的“人民性”和“治道”(权力如何运用、如何组织优良公共生活)意义上的“秩序性”有机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赋,是社会主义公共权力的制度特质。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道定位。所有违背公共权力意志的以权谋私行为、违背公共契约的破坏规则行为,都会侵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弱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因而必须予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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